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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23年3月26日嘉德四季第62期拍卖会上（古籍文献专场），有一件名为“管理钱法堂事务宜存折”的文献，图录注为“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写本”，落槌价为3450元人民币。详读其文，原来此件为宝源局记录的人员经费支出档案，通过它可了解清代“铸币厂”的部分“公费支出”与“经费来源”，是一件不错的金融文献（见下图，来自嘉德拍卖图录）。
宝源局与宝泉局是明清两代的中央铸币机构，宝源局隶属工部，宝泉局隶属户部，二者之上都设有钱法堂来管理各项铸币事务，因此该折题属“管理钱法堂事务”。从该折内容分析，宝源局与宝泉局虽属不同部门管理，但因其业务基本相同，相关管理政策存在协同性。该折虽然是工部宝源局记录，但行文开头强调相关事项业已“事前准户部咨称”，同时解决“宝泉宝源两局办公之用”。
其实该折记录的两局经费来源的变化更为重要，事涉制度性改变，似可理解为由“坐支”改为“收支两条线”，使其财务管理更为规范，杜绝腐败现象发生。根据文中所述，宝源局“书炉各役及一切杂项放款”，原来是“由解交节慎库尾钱项下每月扣留”，实际就是靠铸钱过程中的“跑冒滴漏”解决，这其中必然存在不透明、不规范的情况。经过奏请批准，改为“捐铜局收捐银两一律统收库平籍资”，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了经费来源，改为户部统一拨款，而户部拨款又来源于捐铜局收入。所谓捐铜局，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，为解决财政危机在户部所设，其职能名义为收铜铸钱，实际上收铜有限，绝大部分是收取银钱捐，是清政府“卖官鬻爵”的新设渠道。出捐人出钱获得资格，或学业资格，如监生、贡生，或官员资格，虚实皆有，或是一项差事，总之名目繁多。捐铜局于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开设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改称京捐局（终于名实相符），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裁撤。据有人估算，每年捐铜局的收入大概在白银一百多万两，部分缓解了清政府的军饷开支压力。当然对支付宝泉宝源二局的办公经费而言，既是近水楼台，又是小菜一碟。
具体到宝源局的人员经费数目，文中记录，原来是每月京钱四千吊，每年四万八千吊，遇闰月加领四千吊。改成捐铜局拨款后，改为每年支领二两平银八千两，按季领取。当时北京流通铜钱称为京钱，比标准制钱轻，价值减半，因此每年支出折合制钱是二万四千吊。二两平是北京流通白银的重量标准，意即每一百两比库平少二两，二两平八千两折合库平为7840两。据此计算当时的银钱兑换比例约为一两银合制钱3061文，可见银贵钱轻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以上经费的支出仅是纸面上的，实际支付给“各役”的“工资”等费用还要打一个折扣，正如该折所列“各役”六七八三个月开支：
“笔政十一员共银一百七十两零五钱，折实银六十八两二钱；各堂书吏银一百零五两五钱，折实银四十二两二钱；钱法堂书吏银三十四两，折实银十三两六钱；案房书吏银一百零四两，折实银四十一两六钱；兑房书吏银九十二两五钱，折实银三十七两；循环房书吏银四十七两，折实银十八两八钱；钱房书吏银四十七两，折实银十八两八钱；厅书四名共银四十七两，折实银十八两八钱；贴写四名共银二十三两，折实银九两二钱；又贴写四名共银十九两五钱，折实银七两八钱；皂头一名银八两五钱，折实银三两四钱；余丁头二名共银十七两，折实银六两八钱；余丁二十八名共银一百九十九两，折实银七十九两六钱；巡风七名共银六十两三钱七分五厘，折实银二十四两一钱五分；本局茶房二名共银十八两五钱，折实银七两四钱；派头六名共银一百六十四两，折实银六十五两六钱；炉头二十五名共银四百三十六两九钱三分七厘，折实银一百七十四两七钱七分四厘八毫；皂隶十一名共银七十八两，折实银三十一两二钱；钱法堂小马二名共银七两五钱，折实银三两；监督小马二名共银二十六两，折实银十两四钱；跟班笔政银三十六两，折实银十四两四钱；值年炉头四名共银三十四两，折实银十三两六钱；夫头二名共银十五两，折实银六两。”
宝源局的工种包括笔政、书吏、厅书、贴写、皂头、余丁、巡风、茶房、派头、炉头、皂隶、小马、夫头等，比较大的支出是炉头项下，一看即与铸钱相关。这里各类工种项下记录的数字其实是应发工资与实发工资的关系。根据相关资料，为了应对财政危机，清代中后期各部门低级吏员的薪俸一直在通过各类手段压降，如1881年户部奏定：中央各部皂役依定例限额四折支取。经过计算，该折宝源局记录的“折实银”数目恰是应发数的四成，历史记录得到印证。
当然该文献所含内容不仅这些，有待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，作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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